美国近岸贸易：墨西哥的崛起

2019年科尔尼回流指数报告新增了近岸离岸贸易比（NTFR），跟踪美国进口向近岸国家墨西哥的转移情况。近岸离岸贸易比（NTFR）是美国从墨西哥年度进口制成品总额与美国从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制成品总额的比率。

七年前，这一比率一直徘徊在36%至38%之间，也就是说，美国每从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进口1美元的制造业产品，就从墨西哥进口大约37美分的制造业产品。但2019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比例大幅增加，NTFR从上一年的38%上升到42%，增加400个基点（见图7）。从进口总额来看，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制造业产品2017年至2018年间增长10%，从2780亿美元增至3070亿美元，2018年至2019年间增长4%，达到3200亿美元。

墨西哥在对美出口制成品国家或地区中的地位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可能还是中美贸易战。过去两年来，中美贸易战让美国生产商重新评估并重塑其供应链网络，为墨西哥增加美国出口开辟了道路。

科尔尼的研究表明，早在2016年，在墨西哥开展制造业务的美国公司中就已经有一半以上是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转移过来的，专门服务美国市场。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近期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加速了制造业向墨西哥的流入。由于对华征收“301”条关税，2017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NAICS33所定义的商品（这部分商品占其对美出口的87%）增长了11%，是2011年以来的最大年度增幅。^4，52019年，随着对华301关税范围的扩大，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相关商品增了4%（110亿美元）。结合中国进口量的急剧下降（关税引发），这些数字强烈表明，一些美国制造商已经开始用墨西哥替代中国进口制成品。

与上述越南的情形类似，美国从墨西哥增加的进口部分也有转运货物导致的，目的是规避关税。墨西哥国内制造业总产值增长仅为1%，即98亿美元，而其对美国出口量同期却增长了三倍，达到290亿美元。所以，这中间的200亿美元差距有可能就是通过转运产生的。⁶

由于进一步的资质限制，亚洲制造业产品组合难以在墨西哥复制，至少目前难以复制。虽然电子产品制造商（例如，富士康、伟创力、LG）在墨西哥设有工厂，但生产仅限于供应链简单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富士康在墨西哥的工厂用于计算机和手机组装（手机组装工厂使用从摩托罗拉收购的工厂），而电路板还是要从中国进口。近期在墨西哥生产打印机、摄像机和其他供应链复杂产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

然而，墨西哥的优势也不容忽视。与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相比，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竞争力持续提高——过去四年，中国制造业岗位实际工资复合年增长率为7%，而墨西哥仅为5%。⁷墨西哥的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同技术水平劳动力的14%。此外，墨西哥拥有可与中国媲美的生产基础，至少在某些方面，允许企业在不进行大规模劳动力再培训或基础设施投资的情况下将产能从中国转移到墨西哥。零配件可以从美国采购，在墨西哥组装，这样可实现在短时间内运回美国。即使加上进出口物流成本，墨西哥的劳动力套利仍然可使生产商比在美国生产节约20%-30%的成本。

美国零售商面临的缩短供应链交付周期和实现按时足额（OTIF）交付的目标与压力（如果违反OTIF承诺，零售商会受到经济处罚）也是促进美国增加墨西哥进口的原因。”墨西哥制造”可以帮助制造商用更少的营运资金满足OTIF需求；和从亚洲进口相比，从墨西哥进口可使商品交付客户的时间缩短75%。

此外，劳动力成本优势、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以及中美贸易战的持续都促进了2019年墨西哥进口占比的增加。当然，墨西哥的持续增长还将取决于完善安全、道路、港口和其他必要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是美国将产能长期迁至墨西哥的基础。

新冠疫情使企业不得不重新思考供应链韧性

2019年，美国企业一直在积极适应美中贸易战，贸易的争端为企业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供应中断危机。最为明显的是，美国企业大幅削减了从中国进口的制成品，同时增加了从亚洲其他低成本国家或地区以及墨西哥的进口。这种转变是相当大的，一些企业仍然相信，一旦贸易战结束，进口可能会恢复到旧有模式，而另一些美国制造业则因风险推出“中国+1”的中长期亚洲供应链布局，这种基于商业风险的调整是产业链布局的合理调整可能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战的结束而改变。

然而，随着2020年新冠病毒的爆发，短短几个月，企业对供应链的思考又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当中国还是疫情中心的时候，不少西方企业面临中国供应断供问题，讨论集中于对中国制造高度依赖的风险。在疫情中心转移至欧美后，这种讨论不再占据主流，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造成的社会和经济重创到底有多大尚不明确，但这无疑将是一次历史性的打击。在很多国家，社会和经济活动基本停摆，同时中国疫情的控制和复工给欧美市场重启经济带来希望和信心。如果下一轮疫情中心转移至其他新兴国家，中国在疫情控制和复工时展现的管理能力，可能让一些欧美企业看到中国相对于其他新兴国家的制造业优势。

我们从本次疫情中吸取的教训是重要而惨痛的。虽然贸易战促使企业采取了一些明显的调整措施，但全球疫情造成的大规模业务中断将迫使企业从根本上对原有采购策略进行重新的思考，通过加强供应链的韧性来减少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在其供应链决策中将大大提升其重要性，而其对“韧性”的具体定义、以及日后供应链的具体区域布局策略可能取决于本次疫情中其供应链布局对其业务中断带来的不同影响程度。

美国国内制造业前景展望

如果上述风险考量导致一部分企业减少对某些国家和地区供应链的依赖，这种进口结构调整是否会刺激美国国内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似乎不太可能。即使中美贸易战使中国制造业处于明显劣势，促使美国减少中国制造业进口，但美国制造业本身仍然存在很多局限性，致使2019年国内制造业零增长。这些局限性不利于美国制造业的复苏。

就目前来看，美国国内制造业的熟练工仍然处于明显的短缺状态，而通过自动化实现生产力腾飞的长期承诺也尚未实现。虽然美国企业的确会更倾向于寻找新的采购方案，但他们仍然大部分希望寄托在低成本采购方案上。

科尔尼认为提升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制造设备的升级与现代化，以及帮助工人做好适应新的制造环境的准备。为满足这些必要条件，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颁布一项规定，允许企业在设备采购第一年内扣除折旧成本，而不是在资产生命周期内摊销。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预测，这一政策将”刺激企业增加资本投资，提高工人生产率，从而促进工人工资上涨”。也就是说，政府希望企业能购买更多的自动化设备，提升生产率，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

自2017年12月TCJA通过后，制造商资本品采购订单7个月内增长6%。然而，自中美贸易战开始以来，新的资本品采购一直处于乏力状态（见图8）。一种解释可能是，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超过了TCJA对生产资料投资的激励作用。

即便如此，人们仍然希望看到TCJA通过后带来的投资能促进生产率逐年增长，但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生产率数据显示，事情并未如人们所愿。1997年到2010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指数（按产出除以工时计算）稳步增长，但此后一直停滞不前。2019年劳动生产率指数为98.58，仅比2018年的98.55高了3个基点。

许多制造商吹嘘美国工厂大量投资设备自动化。但是，为什么这些投资没能助力生产率的更大幅度增长呢？

其实，一些原因已经呼之欲出。和一些提高资产吞吐量或将工厂迁至低成本劳动力市场等更为普遍的做法相比，机器人以及其他以生产率为导向的生产资料投资，其回报率可能在短期内难以快速显现。此外，即使实现自动化之后，国内生产成本往往仍然高于墨西哥或亚洲的生产成本。